外交：一生秋风糊裱匠
“弱国无外交”，在虎视鹰瞵、豆剖瓜分，随时有亡国之危的近代中国负责“外交”，实非易事。然而，外患越频，外交越重，越不能没有外交，不能没有办外交之人。
从到上海雇佣“洋人洋枪”“协防”初次与洋人打交道开始，李鸿章逐步走上了参与全局性外交决策之路。提起“洋枪队”，人们自然想起“互相勾结”。然而，“勾结”中又充满了“控制”与“反控制”的矛盾、斗争。李鸿章是“借师助剿”的支持者和身体力行者，但他又担心洋人尾大不掉，后患无穷，所以一直坚持对“洋枪队”要“权自我操”，谨防“太阿倒持”。他的方针是“于调停笼络之中仍寓裁制控驭之道”。不过，以近代中国国力军力之软弱落后，以白齐文、戈登等“洋将”之骄悍蛮横，要想“裁制控驭”他们殊非易事，李鸿章就头痛地将他们称之为“磨难星”。但使尽种种手段，用他自己颇为得意的说法是“痞子手段”，最终“过河拆桥”——达到了利用他们镇压太平天国然后又将其迅速遣散的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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