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当上直隶总督起，李鸿章就越来越多地参与全国外交决策，处理各种复杂外交问题。“以夷制夷”是他的基本外交思路，当他早早看到日本有侵略朝鲜之志时，感到中国自身难保已无力像传统那样“援朝”，甚至将“以夷制夷”当作不得已的良策，向当时极端排外、仍坚持严格闭关锁国政策的朝鲜统治者推荐。
李鸿章一生中参与了许多中外谈判，签订了许多中外条约，其中相当部分是带有“丧权辱国”性质的条约。作为主要谈判人，自难逃其咎。不过，在大败之后签订“城下之盟”，战败国讨价还价的余地其实非常有限；而且诸如割地赔款事关重大，最后的决定权其实还是在朝廷手中。
所谓“懂外交”是李鸿章权倾一时的重要原因，但“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”，李鸿章的事业、名声，却也被毁于此，至今仍负重谤。
对此，李鸿章自己也非常明白。他承认，中日甲午战争“至一生事来，扫地无余，如欧阳公所言，‘半生名节，被后生辈描画都尽。’环境所迫，无可如何”。
他无奈地感叹道：“我办了一辈子的事，练兵也、海军也，都是纸糊的老虎，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？不过勉强涂饰，虚有其表，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。如一间破屋，由裱糊匠东补西贴，居然成一净室，虽明知为纸片糊裱，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。即有小小风雨，打成几个窟窿，随时补葺，亦可支吾应付。乃必欲爽手扯破，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，何种改造方式，自然真相破露，不可收拾，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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