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方周末：鉴于对西方审计体制的研究，民间社会曾有学者建议中国审计体制改革由行政型向立法型过渡。您认为，中国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审计道路？

　　李金华：应该说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审计机关，都是独立于政府的。隶属于政府的，目前世界上最多有两三个国家。有一些原来隶属政府的现在改过来了，比如瑞典、泰国。这是一个事实。我们不回避这个问题。

　　那么，中国的审计体制为什么没有独立于政府，而且还取得这么大的成效？过去，每一个来访的外国审计长都问：你们中国的审计制度是不是独立的？最近几年，没人问了。最近，我当选为联合国的审计委员，全票通过，没有人提出中国审计的体制问题。这说明一点：他们认可中国现有体制下的审计发挥了很大的作用。

　　南方周末：回想80年代初，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行政型审计体制？

　　李金华：据我了解，1982年，中央在讨论成立审计机关时是有争论的，一种觉得该隶属于人大，一种认为当隶属于政府。但那时候，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刚刚恢复，而政府是个大政府。历史的条件，让我们选择了隶属于政府的审计体制，审计署对总理负责。

　　南方周末：1994年的审计法，为什么会规定“双重报告”，您既要对总理报告，又要受总理委托向人大常委会报告？

　　李金华：我没有参与这个法案的讨论。但据我所知，开始没这一条。人大最后通过的时候加上了。这是对中国审计体制的一种完善，事实上说明，审计工作不仅对政府负责，为政府服务，它也对人大负责，为人大服务。

　　南方周末：十年来，您访问过很多国家的审计机关，也接待过很多来访的外国审计长，您认为中国审计和西方国家的审计，有什么不同？

　　李金华：我们还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特殊历史时期。我们不得不从实际出发，确定审计部门的工作。比方说，上世纪 90年代中期，我们把“打假账”作为工作重点。当时，我们审计1200多个企业，六成企业的账目不真实，所以镕基同志后来提出“不做假账”。西方发展到今天，基本不存在这个问题，或者说不是普遍问题。

　　再一个，就是“绩效审计”。西方有些国家是分开的，搞财务的就是搞财务，搞绩效的就是搞绩效，实际上我们感觉还是分不开的。到一个单位去，既有财务收支上的一些违法违规问题，但同时又有效益上的损失浪费问题。所以我们就把财务收支审计和绩效审计结合起来。有一些项目我们还把财务收支审计、绩效审计、环境审计结合到一起。比方说我们审计“青藏铁路”，就不仅审计它的资金使用情况，而且审计它的环境保护效果。

　　我们与西方国家的审计的不同，关键在“结合”上。我们把审计和揭露经济犯罪和揭露贪污腐败结合在一起。这一点，西方有些国家觉得奇怪，你不是司法机关啊？

　　我们和司法等其他部门有密切的配合。我们发现线索有的直接移交，有的通过领导批示移交。非常快，效率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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