首先，中国股市“新型+转轨”的特征，意味着股市的不成熟和自我约束机制尚不完备，依靠股市自身力量只能导致暴涨暴跌。当然，让股市在自我摔打中成长并走向成熟也是一种选择，但这并不是一个最优选择。

　　第二，对供求的控制、对制度的推进节奏把握、对国有资产的证券化推动，都意味着管理层是在市场中，而不是超然于市场之外处于一个绝对监管的位置，管理层不但在市场中，而且在市场中占据最大权重，所以不应把股市看做一个完全的市场行为。

　　第三，尽管管理层不可能对每一个投资者的资产负责，但对于整体性的国民财富变动负有无限责任，当市场出现因为无法自我修正而可能导致整体性悲剧发生的时候，政府之手应该介入。

　　第四，放任无助于市场机制的更快形成，政府指导下的渐进式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形成的有效改革模式，具体到股市的市场化演进也同样如此。

　　第五，救市并不意味着管理层对指数的管理。而在救市时机的选择上，实际上是把行动集合转变为决策集合，需要通过管理层这个平台达到共识，阻止集体非理性的发生。

　　第六，由于资本市场对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所具有的核心作用，资本市场的萎缩可能和经济滑坡或者受阻形成恶性循环。正如《人民日报》文章所言，股市不只是经济的“晴雨表”，还对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反作用，对于中国经济目前的发展阶段，这个反作用可能更大。

　　所以管理层不应该回避救市，所需要选择的只是救市的时机、方式以及在救市决策上的程序。如果这种救市方式来自于市场、专家、监管的普遍共识，就不应因怕被戴上干预市场的帽子而犹豫。

（作者：秦合舫)